目次
红色题材音乐创作与传播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专栏（25）
冯磊 上海地区的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上海地区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形式多样，涉及交响音乐、交响合唱、歌剧、音乐剧以及舞剧音乐、电影音乐。这些革命历史题材音乐作品展露出以“崇高”之美为主体的审美品格、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弘扬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作为上海地区原创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共产党革命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上海这座“红色之城”的重要文化标识。
王金强 符码?文本?结构——贾达群大型交响协奏组曲《逐浪心潮》的符号学分析
《逐浪心潮》是一部融合了复杂交响思维与深刻情感表达的大型交响协奏组曲，其创作和演出历程尽显作曲家的艺术追求。作品结合西方传统体裁与风格，使用创新性的协奏曲组合架构与明确的叙事意图，奠定了其音乐结构基础，并在各乐章中以多样的形式化策略展现出音乐材料的动态变化和叙事力量。作品中核心音高材料中符码构态与文本样态的呈示与发展，揭示了其音乐结构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作品体现出后调性音乐从中心音到核心材料的结构力转变，以及不同文本等级与结构层级交织下的多重性结构对位，显现出严密的音乐结构逻辑。作品超越音乐形式本身，与历史与文化相联系，展现出音乐结构的深层意义。
邓韬 新中国的交响管乐创作
新中国的交响管乐已走过75年的历程，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兴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逐渐走向成熟。新中国的交响管乐以开国大典上的《义勇军进行曲》为起点，是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而发展起来的，其作品几乎都出自军乐团创作室几代作曲家之手，以其鲜明的军旅特色在新中国75年管乐艺术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印记。
秦阳 多媒体交响剧场《丝路追梦》跨文化传播的艺术创构
内容提要：多媒体交响剧场《丝路追梦》是云顶集团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而推出的一部交响套曲。作品运用创新性的体裁样式和跨越时空的叙事框架，结合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以“复风格”的现代表达方式，依次转述并再造丝路沿线多样化的“声景”，回望历史长河中的“丝路”图景。以平衡主体性与统一性、功能性与艺术性、历史性与当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内在联系为前提，构建出了“间性”的文化时空，以跨越地域与文化边界的艺术表达，展现出多元并存的当代意识与开放包容的人文情怀，播撒着当代叙事模式下的中国精神。
于晓晶 歌曲《东方红》的诞生及在东北解放区的传播
歌曲《东方红》并非诞生于抗日战争后期的陕甘宁地区，而诞生于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解放区。该曲出自1945年11月东北文艺工作团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28周年在沈阳创演的四幕活报剧《东北人民大翻身》。作为该剧的终曲，歌曲《东方红》的音调源自陕甘宁革命民歌《骑白马》或《移民歌》《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其歌词则是经过重新创作，但保留了《移民歌》或《毛泽东领导穷人翻身》开始处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其后，歌曲《东方红》脱离活报剧独立在东北解放区传播，进而传遍全国，成为一首著名的革命歌曲。
历史·文化
杨燕迪 以表现内涵为核心范畴的音乐史研究刍议——对钱仁康先生理论猜想的呼应和引申
从钱仁康先生重视音乐表现内容的学术理念出发，批判性地梳理前人有关“文化史”“风格史”“结构史”等音乐史学方法论，可以尝试性提出“内涵史”的理念思路——以“音乐的表现内容和范畴”为主要观测点考察和研究音乐史的进程和发展，采用“人性的发展”和“人性的发现”的视角观察音乐的“内涵史”进程；贝多芬晚期创作中的“星空意象”就是这种理念思路具有可能性的例证。故应继续开掘和弘扬钱仁康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学术遗产，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论兼备”的音乐史研究体系和范式。
王旭青 概念群、问题域与音乐分析——论钱仁康先生的音乐理论研究
概念是思想的基本单元。“曲式”“结构”“体裁”无疑是《钱仁康音乐文选》中频繁提及的“圆心性”概念。但钱先生在分析和解读音乐作品时，还或隐或显地使用了一连串相互指涉又彼此交织的“关联性”概念，如考证、考析、源流、修辞、隐喻、叙事以及表达、象征、意义等。梳理这些“圆心性”“关联性”概念的内在体系和构成维度，探究这些概念的渊源所在与延伸发展，不难发现钱先生总能从音乐结构问题衍生出一系列密切相关且颇具趣味的其他问题，进而交织成系列性、专题性、板块性的“问题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衍生”已将音乐结构分析扩展至更为广阔的音乐风格史、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等领域，这种研究立场、视角与方法，已在当代中国音乐分析理论中产生了跨越时空的“回响”。
金桥 萧友梅的两笔精神财富
萧友梅先生，1884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石岐镇，2024年适逢其140周年诞辰纪念。在其一生中，萧友梅先生为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音乐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先生逝世后，遗留给亲属的是“别无长物，两袖清风”，对国家和民族则留下了“稀世之宝、满树桃李”。这两笔精神财富体现出了先生的高尚品格、传奇经历以及对社会的巨大贡献，使得后世对其
加敬仰。
肖阳 从“教育家精神”看黄自的音乐教育思想——纪念中国音乐一代宗师黄自先生120周年诞辰
作为中国音乐一代宗师、热忱的爱国者，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教务主任、理论作曲组专任教员，黄自先生终其一生，潜心教育，笔耕不辍，以前瞻独到的宏大格局，坚韧不拔的务实作风，奠基中国专业音乐教育，为创建理论作曲学科、推动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体现出了“教育家精神”，无愧于云顶集团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上的“百年巨匠”。
王中巧 山东鲁迅艺术学校考略
山东鲁迅艺术学校是1939年春中共山东分局按照延安鲁艺的模式在沂蒙创建的一所艺术院校。该校执行创造“艺术堡垒”、表现“游击战争”、培养“新艺术家”三大任务。尽管1940年初该校被纳入山东纵队鲁艺宣传大队，其培养文艺人才的职能仍得以延续。山东鲁艺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了众多音乐人才，其演出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在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纪媛媛 周淑安选编《英文复音合唱歌选》初探
周淑安选编的《英文复音合唱歌选》是中国第一部独立出版的全英文多声部曲集，由17首英文重唱与合唱作品组成，体现出曲目体裁样式和音乐风格的多样性。该曲集的问世曾为方兴未艾的中国多声部合唱教学与演出提供了曲目资源，并推动中国多声部合唱教学与实践从学堂乐歌时期的赞美诗、中国多声部向典型的西方多声部的转变，对中国合唱艺术的专业化与艺术化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英文复音合唱歌选》的选编和出版，是周淑安对中国音乐做出的重要的贡献之一，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分析·研究
姚亚平 高为杰《焚琴》的音乐学分析
高为杰《焚琴》的创作历时半个多世纪，融汇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孕育了丰富的内涵。既包括了作曲家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感受，也包括了当下时代中国作曲家对“音乐”的最新理解。该作品以其非常独特的构思为中国作曲家在当代音乐创作中提交了一份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个案。
王瑞奇 民族乐器与交响乐队的非协奏曲组合：《打家业》与《风越苍茫》
进入21世纪以来，将一件（组）民乐与交响乐队相结合的创作模式形成新趋势，其在发掘与转化中国音乐文化特性方面，展现出独特的结构力和表现力。贾国平和周湘林两位作曲家通过各自的作品，展现出了个性化的音乐语言，并以不同方式回应了民乐与交响乐队之间的复杂关系：“一”与“众”作为整体结构力的辩证发展、“一”与“众”不同角色的对冲与协调、“一”与“众”的动态互动与重构超越，为中、西方音乐语言的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践路径。
尚媚 西方乐谱的社会学属性探研
在西方音乐中，乐谱文本不仅是演奏（唱）家实现音响转化的依凭，也是连接作曲家与听众、传递精神生活美学的介质，其发展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并随音乐家的参与而日益完善。乐谱作为人类音乐（社会）行为、音乐作品与社会互动的介质，其所承载的特殊文化意涵决定了其作为西方音乐书面传承工具的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作为一种实践性的“社会行为”，乐谱实现了音乐从功能性向理性的强制性和规约性的发展。这使音乐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产生新的关系；作为符号载体的乐谱则在一种动态关系之中，触发音乐作品从固有的多重社会功能向突出的审美功能转变，展现出强烈且复杂的社会性。
唐大林 德彪西晚期创作的音响观念与线性结构
在德彪西晚期管弦乐创作中，乐队被赋予“调色盘”的功能，其中音色作为结构要素构建出色彩斑斓的画卷。舞蹈交响诗《游戏》体现了德彪西晚期管弦乐创作中音色音响观念及其对应手法——通过突出的木管组、节制的铜管组、分部的弦乐组及彩饰化打击乐等方式，构建不同于古典、浪漫主义音响的“室内乐式”管弦乐音色音响。在音响幅度方面，打破以往宏大的音响效果，转而采用整体弱化的音量和渐变式音响布局，营造出一种纤细而微弱的氛围，引导听众将注意力从总体的“大杂烩”式音响转移至单一乐器所发出的个性化、精细化线性铺陈的音响结构上。
黄玥、陈鸿铎 李斯特《b小调钢琴奏鸣曲》结构问题辨析
关于李斯特《b小调钢琴奏鸣曲》的结构划分，学术界常有分歧。这些分歧既涉及“对赋格段功能的认定”，又涉及“结束部的起点”的位置定位。其实，从整体上看，该曲是一部通过“单章套曲化”而构成的“单章—套曲”，可分为呈现部、展开部、再现部。其中的行板部分具有插部功能，赋格段作为展开部的一部分，类似于谐谑曲乐章，尾声以引子材料作为开头和结尾。就局部而言，其副部以浮士德主题为界分为两部分，插部形成以副题为中心的“三部性”结构，爱情主题标志着结束部的开始。李斯特积极探索“单章套曲化”及其“单章—套曲”结构，引得后世作曲家仿效，对西方音乐结构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